3．现存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三大弊端
这次的金融危机，同样地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对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表面看，美国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金融过度以及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人长期存在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方式造成的，与现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关。
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有很多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至少存在着三大弊端：
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流动规模和速度都越来越大，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却是每个国家各自为政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 今天，仅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额就高达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GDP总和的8倍多。然而，各国的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境内的企业。 这种监管模式，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有效的监管。各国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特别是对那些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力度就更差。美国曾是世界上监管相对比较严的国家之一。 可是从九十年代末起，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的措施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得以呼风唤雨， 最后很多陷入了灭顶之灾。
二是１９７1年以后，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变，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约束。于是，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一致时，它会做出好的决策，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不一致时，它只会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这就造成美国能够超前消费，同时却不受制约。美国消费者借债的规模 有915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1.5万亿美元的汽车和其他消费债以及10万亿美元住房抵押债，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GDP。 更加上美国政府的近10万亿美元债务，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由美联储肩负美元货币发行和货币监管等职责。当一旦发生危机，特别是当美国发生危机，美联储却用由于监管失误而向全世界承担责任，美国也不需要向世界各国拥有的资产发生的巨大损失予以“补偿”。
三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和作用有很大的提升，但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却没有什么发言权 。世界上重大的经济事务的决定权还是大的工业国。最明显的是，Ｇ７（七国集团）定期会议决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与金融事务，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
4．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洗牌是中国“战略机遇”
正如１９２９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的规则。此次危机之后会不会像一些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使国际经济体系推倒重来，现在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在危机的后期，各国要坐下来反思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问题，重新制订很多新的规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５０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遇到的一次重大的规则改变的机会，格外的重要，也该格外珍惜。
中国经济的起飞是近三十年的事，是世界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游戏规则大都已经制订好了，我们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做，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受制约的感觉还不很强烈，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一些企业己经开始逐渐在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领域里形成了竞争，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现存国际规则的制约。
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今后当然仍应该遵守国际规则。 但面对重订国际规则的难得机遇，也要当仁不让，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订，争取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发生对我们有利的改变。
5．我们应该要什么？
那么，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重订时，要提出哪些诉求呢？这当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初步分析，恐怕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建立全球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协调机制。 未来中国经济会更加开放，人民币要自由可兑换，资本项下要完全开放。这必然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 其它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经历同样的过程。历史的经验证明， 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由外部热钱的大进大出而造成的金融危机中。 从八十年代末的日本与东亚，到尔后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显示出这类危机的危害性。 因此，建立一个高度透明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特别是热钱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国际外汇储备体系应该更多元化。应建立一篮子方式货币，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应该占有一定权重。在新的货币体系中，各国货币应该充分竞争，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应由该货币的由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的程度来决定。我们还应该争取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先能够在区域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争取建立一定的规则， 使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一定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但人民币，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三是要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扩大Ｇ７机制，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改革与重建一个新的、灵活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多边体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订，不但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也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的参与， 并不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权，而是要争取知情权、否决权、以及规则制定权。 中国并非要撼动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大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 而是真正体现中美、中欧、中日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制定做好准备
国际金融危机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则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也只给有准备的国家。
当务之急是尽早地组织专家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有关部门在进行国际谈判时提供各种方案准备与智力支援。
这种研究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个课题可以有几个小组独立地分头研究，通过相互竞争，才能优化方案。这种研究还应该是开放的，不仅靠国内的人才，还要充分利用留学生人才、海外华人人才和对国际经济金融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通过民间的方式与海外有影响的“智库”加强交流，听取别人的意见， 研究别人的方案。
三十年前，老一辈的领导人根据国内国际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如果能够抓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首先是稳住自己的阵脚，通过扩大民间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在较高的水平上。 同时， 通过参与国际规则修订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道路。
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与影响谁也无法忽视，中国也有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各种条件都已具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战略时机，把这百年一遇的危机，转化成中国发展的大机遇。
转载自外汇人网站
http://www.fxers.cn/news/china/2009-01-10/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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